“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而不是送死。”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11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中心，300余名该校大学生自发组织了一场游行。他们高声呼喊着口号，将连日来的悲痛、恐惧、愤怒化为重新振作的力量。

这一天，距离芝大中国留学生郑少雄在附近街区不幸遇难已过去一周时间。11月9日下午1时54分，郑少雄在行经校园附近54小街900号的人行道时，遭持枪抢劫的匪徒枪杀。无数人为这条年轻生命的逝去痛心不已。（→此前报道）

在这一事件背后最值得关注的是，芝加哥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今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三名芝大学生遭到枪杀。今年年初，芝大博士、中国留学生范轶然，在芝大校园附近的公寓停车场遭枪手杀害；今年7月，20岁的芝大大三学生马克斯·路易斯搭乘地铁返回校园途中，被从车窗窜入的流弹打中颈部，不治身亡。

美国学者安德鲁·戴蒙德（Andrew Diamond）曾指出芝加哥最鲜明的特征之一：繁华之下，危机四伏。这个矛盾的组合就像是芝加哥的AB面，让无数旅客和学子在向往芝城的绝美城市天际线时，不得不警惕其平静下暗藏的暴力隐患。

一年内，三位芝大学生相继离开人世，让许多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意识到：当最重要的人身安全不受重视，甚至失去保障时，必须勇敢争取、捍卫自身权利。

“今天的游行赐予了我力量——我们中国人之前一直以息事宁人和能忍著称，但近些年来一些不公平的事件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告诉世界我们也会捍卫我们的集体和权利。今天这股力量激励了我，我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捍卫我和我的集体。”芝大大二学生Daisy Chen在16日游行结束后告诉澎湃新闻。

“郑同学的不幸，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遇上”

谈及郑同学的离世，“切肤之痛”和“感同深受”是芝大中国留学生们频频提到的词。在校园以及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状况下，似乎每个芝大人都能在郑同学的经历中看到自己。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此次游行活动的组织者、芝大研究生韩同学告诉澎湃新闻，对于多数住在学校周边社区的研究生而言，郑同学遇害的那个街口，正是他们坐公交车前往学校的必经之路。

韩同学认为，大家感同身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同为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相似的文化、成长背景，让此前可能并不熟悉的他们，体会到彼此更为深刻的联结。芝大大三孙同学向澎湃新闻坦言，郑少雄的离开对他个人的冲击尤其大。他们不仅是老乡，高中在成都就读的学校还是兄弟学校。“他距离我自己的生活非常近，我能够想象他的生活、家庭环境……”

芝大周边社区治安恶劣曾是一个长期且众所周知的问题。尽管如此，在芝大学生的认知中，至少白天在校园里或者附近是安全的。而郑少雄午后在距离学校操场仅200米的地方遇害，如同导火索一般，把学生们长久以来潜藏的恐惧、不安唤醒。

在孙同学此前的印象中，学校周围的治安情况似乎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糟糕。在多数时候，学校周围的街道都很宁静，学生们也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泡泡”里，不受外界威胁。

现在看来，芝大学生们所依赖的“泡泡”已趋破灭，平静街道表面下的隐忧已经浮出表面。孙同学告诉澎湃新闻，受到接连的疫情、经济危机影响，学校一带的治安在持续恶化，此前的安全保障或已不复存在。

韩同学观察到，曾经以为的安全地带不再安全了，一些住在离学校周边公寓楼的同学开始搬家，他们从芝大所在的南城搬至市中心，计划坐地铁或者轨道交通上学。甚至还有部分同学决定不去学校上课，直接在家上网课。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韩同学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开始改变，下午六点之后便不再出门。倘若要出门，行前定会在手机软件上频繁查看附近是否出现犯罪活动。

韩同学出行前使用App查看附近犯罪活动。白点代表小型犯罪活动，黄点代表较为严重的犯罪活动

“我们必须站出来”，警钟已然敲响。

除了对郑少雄离世的悲痛，以及对自身安全处境的不安与恐惧，觉醒了的芝大学生决意自发组织游行争取权利——要求学校加强安保，重视每个学生的生命安全。

“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绝不能让这件事这么简单地过去。”芝大大二学生彦竹告诉澎湃新闻，郑少雄学长的离开让所有人感到难过、无法接受。但她认为，大部分学生应该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度，不被此次事件击倒，要去积极争取，让学校有所行动，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其实，彦竹今年刚到芝大上学的时候，她并不担心学校的安保状况。学长们曾介绍“芝大的校警似乎是美国境内最大的一支私人警察队”，她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校园里活动非常安全。但郑少雄在距离学校只有两三分钟路程的地点遇害，也让她不由担忧起学校实际上能提供的安保力度。

更让她和许多同学感到愤怒且难以接受的是，学校在回应该事件的表态中指出，郑少雄是在“校外”（off campus）发生意外，这一措辞难免有推卸责任之嫌。而彦竹决定站出来参与游行，也是希望以此督促学校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态度，重视每一名学生的生命安全。

芝大今年已连续有三名学生遭枪杀，但这并未能激起学校快速、有效的响应。孙同学告诉澎湃新闻，部分原因是因前两位同学遇害的时间均在假期，大多数学生不在校，也未能及时表达诉求，推进安保措施的改善。

当下，孙同学意识到推动改变的时候到了。学生、老师、家长正团结一致向学校提出关于保障学生安全的诉求。孙同学介绍道，郑少雄遇害之后，通过多方努力，学生组织很快接触到学校最高层；紧接着，家长也整理出了他们的诉求；目前已有逾300名教授联名“上书”校长。

在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芝大和周边社区开始逐步加强安保力量。孙同学观察到，目前，学校所在的海德公园社区警察随处可见，而这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景象。与此同时，让彦竹感到意外的是，此次学生游行的整个过程都有校警保护。“这让我多了些信心，至少学校给了我们发声的机会，我相信学校也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声音。”

双面芝加哥：繁华下危机暗藏

芝加哥南部一度暴力事件频发，也给芝大学生带来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感。而这也正是这座全美第三大城市光鲜外表下的痼疾。这业是芝大学生组织游行、大声疾呼学校加强安保力度的一个重要缘由。

美国学者安德鲁·戴蒙德（Andrew Diamond）在他2017年的著作《芝加哥制造：现代城市中的权力与不平等》中，称芝加哥是“曼哈顿与底特律的碰撞结合体”，这个比喻恰恰道出了芝加哥最鲜明的特征：繁华之下，危机四伏。这个矛盾的特征就像是芝加哥的AB面，让无数旅客和学子在向往芝城的绝美城市天际线时，不得不警惕其平静下暗藏的暴力隐患。

与美国的许多大城市一样，芝加哥在技术改革中改头换面，顺着全球化的浪潮蓬勃发展。在芝城北区，密歇根大道上的奢侈品精品店一眼望不到头，反射着阳光和密歇根湖色的公寓沿岸而建，绵长的湖滩走道上行人如织。2019年美国人口普查示意图中，被大面积深蓝和部分天蓝填满的区域就是富裕的芝加哥北区。

但在芝城传奇天际线的阴影下，却是被贫困、帮派冲突和枪支暴力充斥着，主要为有色人种聚集地的芝加哥南区和西区。据DATAUSA网站制作的一张图表显示，那些灰色和白色的区域代表着较为落后和贫困的地区，几乎占据芝加哥面积的一半，而芝加哥大学主校区就坐落这个被“白色海洋”包围着的“蓝色岛屿”——海德公园街区。以白色区域为中心，暴力隐患渗透至芝城每个角落。生活在暴力泛滥街区的人们较为贫困，业常感觉被无处不在的危险包围。

芝加哥的犯罪率因所在社区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南区许多以有色人种为主的社区较为贫困，缺乏教育资源，并以街头帮派活动频繁而著称。

若问芝加哥区域性动乱的种子是何时被埋下的？需要追溯到上世纪美国种族隔离时代，制造业在芝加哥的兴起和衰落。

实际上，如今暴力频发的芝加哥南部和西部社区曾是维系美国工业神话的螺丝钉。在1916年开始的大迁徙期间，约有600万人为逃离美国南部的压迫和暴力，北上前往芝加哥等工业城市。芝加哥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岗位主要位于城市南区和西区的运输带及工业带。哈佛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他1996年的著作《当工作消失时》中记载道，这些受雇于核心工业的工人阶级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周边的商业活动，在以非裔为主的社区中形成良好的经济循环。

然而，即便在美国制造业的鼎盛时期，芝加哥的非裔居民仍无法摆脱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影响。1930年代，由于美国银行实施的“红线”政策将有色人种划为“高风险族群”，工人阶级的非裔家庭无法通过银行贷款在芝加哥置业或开创自己的事业。到1940年代，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开始建立以非裔为主的公共住房社区，进一步加剧了种族隔离。

芝加哥实施的种族隔离措施并未即刻显现其后果，但在1960年代，美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剧变后，依赖制造业为生的非裔社区几乎被这股工业改革的飓风摧毁。北方的龙头制造业陆续出走，以芝加哥西区的北朗戴尔（North Lawndale）为例，仅从1960年到1970年，就流失了四分之三的工作机会。

制造业的迁移使得周边的经济网络也迅速瓦解，建立在工厂附近的自营商家纷纷倒闭，短短不到二十年间，芝加哥非裔社区失去了大多数的维生手段。威尔逊与社会学家华康德（Loic Wacquant）认为，美国产业结构变革后，芝加哥曾经实施的种族隔离措施促发了一连串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该城市非裔社区陷入“超贫民窟化”（hyperghettoization）。

半个世纪过去，芝加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最大族裔群体仍是非裔，有22.95万人，占2019年芝加哥贫困人口的36.5%，其次是白人和西班牙裔。长期的贫困给帮派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沃土，枪支泛滥问题也随之产生。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在8月为死于枪杀的女警致哀时，将矛头指向枪支和帮派，呼吁警民合作。

2019年芝加哥贫困人群种族分布图。其中，非裔占比超过35%以上。

植根于历史的动乱因素像漩涡一样裹挟着芝加哥南部和西部大多数地区，生长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无法获得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和社区暴力的教育或工作机会。在极端情况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有限且残酷的选择——成为受害者还是施暴者。

在这些人看来，政客为解决芝加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而提出的各种“晦涩高深”的决策如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而他们每天醒来，不过是四下环顾，为自己、邻居、亲人祈祷好运气。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芝加哥和美国其他城市一样，犯罪率在短暂的下降后直线回升。曾负责芝加哥公共安全政策的副市长苏珊·李（Susan Lee）认为，暴力活动从未离开过芝加哥，但疫情的影响加上去年5月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事件对整个警察系统公信力的打击，给本就深陷暴力泥潭的芝加哥带来了新的灾难。